熟悉王賡武(圖)教授的人，大概都會知道他曾多度成為新聞人物，其中又以捲入新加坡南洋大學改組風波的《王赓武報告书》最為轟動及影響深远。
《王赓武報告书》是指王赓武對南洋大学的行政與學術進行調查、作出评估，然後向新加坡政府提交改組南洋大學的建議书。
哄動一時極富爭論的報告
报告書《出爐》後，不单南洋大学的師生、創辦人及理事会震動，連愛护南大的華人及非華人社會，也群情激動。接着發生學生集体抗议，反對该報告书，甚至罷课示威，在校园的所有牆壁，用紅漆涂上反對標語（其後為了刪掉這些標语，共用去五十萬新加坡幣）。當事件发展到高潮時，政府在晚上出動警車到校园拘捕小少學生，後來更直接或間接地將数十位与事件有關的學生開除学籍。
除了学生外，有關的學者，尤其是在南大任職的教育學者，也大為不滿，其中以嚴元章最令人注目。這位教育學博士（也是南大教育系講師）原定在教育系學生會主辦的一个座谈会上，發表對《王赓武報告书》的看法，但因为局势緊张，政府什恐怕嚴元章的言论會火上加油，结果有关聚会被迫取消。數月後，严元章也辭去南大的職位，前来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任教。
學校行政方面，由於學生不斷抗议、罷課，令到政府覺得南洋大學行政當局不夠能力处理校政，遂施加压力，迫使南大進行校政改革；莊竹林校長与所有高层人员都受影響，莊校长後來由黃應榮博士取代，但《王赓武報告》餘波未了，黃应荣掌權期間是南大有史以來最动盪的日子。其后由现任任港大校長黄麗松博土接替黃应荣，在黄麗松之後，由薛寿生博士出任。期间，南大根据《王赓武報告书》的基礎，在政府嚴密監管下，進行改組；政府甚至派出一政府官員盧耀在南大監管行政改制工作。
至於南洋大學理事會，更因公開反對《王賡武報告书》而受到重大衝擊，其中陳大使先生在南大連串事件過後，辭去理事會主席的職位，是否與報告书直接有關則不得而知；最後，他更被褫奪公民權，被迫移居馬來西亞。
陳六使是南洋大學的首要創辦人，也是南洋樹膠业巨子，他捐出巨款創辦南大，最終竟因南大而受到一連串的政治衝擊，不禁令人唏噓。
总之，这次《大地震》不单轰動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同时亦引起世界關注，這次事件雖然不是由王赓武一手造成，但他的報告书卻是導火綫。
擁護華文教育淵源有自
王赓武接受这項任務時，应了解到事情的震撼性，因为他的父亲一向參与新加坡的華文教育發展，也曾出任柔佛新山寬柔中學校長，王教授自幼或多或少感染到华文教育在當地政治的敏感性，加上他是專攻星马政治历史的學者，又是观现在槟城執政黨(民政黨)的创黨人之一。
當年南大開幕禮大会的盛况——來宾將整个南大山头擠得水泄不通，车龍长达七、八哩，連主持开幕礼的總督也沒法开车直达而迟到三小时——显示當時新加坡華人對南大的注目及支持程度。至於南大创校過程中掀起的筹款热潮（持續數年，販夫走卒也热烈参与），也反映各界對華文教育的支持程度，而且是愛護中华文化的表現，聰明及飽學如王赓武者，又怎会不知重组南洋大学的後果？
但是，王教授還是接受了这項工作，可见他的勇氣確是非凡，究竟历史将怎樣评價他？筆者的看法是：“王賡武刺了南大一刀。南大也回敬了他一刀——南大中刀之後，因種種原因而無法爬起來；而王教授中刀之後，是否已经痊愈？则只有他本人才知道。”
倒南洋大學的台底因未明
王赓武直刺南洋大學的弱点——基于当时当地的限制而形成的弱點——结果遭到小少非议。因為南大由筹办至成立，均受到种种冲击，以注册名称来说，它被迫用《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来注册成立，，表面看來，这是一個大笑话！但了解背景的人士，都会笑不出，因為英国殖民地的教育條例（即使英国亦然），大學的成立是要由政府用公共法令來許成立的，沒有特許的公共法令，即使成立也不會得到政府承認其學位。可是當時星馬華人社會急於創辦一所大學，來解决由華人創辦的中學學生升读大學的問題，碰上这個法律限制，沒法说服當時的政府給予特許，只好用商业注册的辦法，以作权宜之计，創辦諸公的用意也不過是《重实不重名》。如果有人——像《白里斯葛報告書》（最早的南洋大學評議報告，由澳洲學者白里斯葛負責調查)——藉此攻擊南洋大學，自然會受到南大的反擊。
正因為得不到當地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創辦南大自然特別吃力，结果不論在行政人员、师资、设備、建筑设计、图書、財政及课程设计等，均处处碰到困難。
以師資為例，由於创辦南大的目標，是解決華文中學毕业生的升學問題。这问题在战前還不是那麼迫切，戰後由於中国内戰及共产党當權，加上星馬兩地的共产黨掀起游擊戰爭，造成星馬与中国大陸不相往還，斷絕了前往中國升大學的機会，而台湾的國民黨政府則喘息未定，赴台升读大學的機會甚微，加上戰後教育漸被重視；種種因素影嚮下，建立南洋大學更形迫切。為了維持南大華文教育与华人文化的特色，南大雖不反對雙語教學，但原则上是要盡量聘用能夠用華語教學的人才，通识雙語者當然最理想，但这種人才不多。处此情况，南大只好往台湾及香港招聘师資，久而久之，便形成台湾或中國出身的學者為數最多，他們的學位也多源自非英聯邦，以美国為最多，当时美國學位還普遍不受英國及其殖民地承認，这些人教出来的學生也都很自然不獲承認。如藉此批评南大这间由師资來源所產生的《弱點》，是轻而易舉的，但是否恰當呢?英美二國各不承認對方的學位，是有其政治与專业保護背景，而不能表明誰的學術水平较高；故此，硬指南大因為多聘用由美国訓練来自台湾的學者而有學術不足之嫌，那是不夠中肯和近乎偏見。《王賡武報告書》及《白里斯葛報告書》均在師资問題上大做文章，結果引起南大當局極大的反感。
《王赓武報告書》攻擊南大的第三个要害是，在南大发展的关键时刻，要南大将三个学系-——教育系、现代語言文學系及化工系——關閉，理由是南大不可能在英国語言與英國文學辦到像新加坡大學或是英国的大學那樣的程度，而且说南大现語系的師资太不理想。關閉教育系的理由是《无此需要》，因為師资人才的训練已有新加坡師资訓练學院，無需南大效勞。这明顯將教育系等同師資训練，而无其他學术功能，也漠視南大足為華文中學服務的目標；如果认识此目標，大概应會同意教育系存在与發展可為华文中學訓練師資的重大作用。
擊中南大《要害》革其《特色》
由於這些建議近乎破壞性，而非建设性，結果激起學生的情緒，而南大老師及理事會更如受了奇耻大辱，立刻起來反击。
这種反应是很自然的，试想南洋大学創辦不到八年，也只有三個學院，而文學院當時的系开得很少, 中文系、現語系、經政系(分經濟组和政治组)、历史系和地理系。六系去其二，對文學院來说，無异是進行‘謀殺’，这当然是震勤巨大了，對於這間年幼的大學，《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并非如何改善，而是關閉；根本沒有给予南大任何发展機会。
关於這一点，现在雖已时过境迁，但回想起來，仍很難明瞭當时王賡武为何会如此处理这个問题。这個历史公案，相信不少人会有興趣想知道，笔者也寄望這位历史學家日後会解開這個历史疑結。
有關南大的教學語文問題，《王赓武報告书》也緊抓它的弱点不放：“我們承認南大在高等教育這方面，仍须扮演一個角色，而且仍得開設一些科目用華文為講授媒介語，然而，只精通華文显然是極小符合畢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這類畢业生也不符合國家利益。”一心為華文教育作出貢獻的南大創辦人及南大，竟淪為《不符合國家利益》的東西！
就以南大教學用語來說，報告書的評語也很有問題，事實上，南大當局也正如今天香港中文大學那樣，對於教學語的政策是採取很開放的態度，無論老師與學生，任由其用英語或華語教學，作答試卷也如此，南大的课本，图書館藏书更是英文書与中文書並重，有絕大多數的系是英文參考书多過中文书，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南大政策從來都沒有明文规定学生只須《只精通華文》，他們之所以在華文方面較精通，不是南大之錯，他們之所以在英文方面較弱（他們也是雙語人才，只是英文並非母語而較差），也不是南大之錯，那是星馬的历史環境遗留下來的問題，也是由於一向缺乏良好英文師資的緣故。嚴格說起來，要把學生的英文搞好，在華人方言流通的環境下，已不容易，要把英文精通起來更是談间容易？只把這工作苛求南大，甚至作
為南大的弱點來处理，實有欠考慮周詳。難怪當時的《星洲日報》社論便指出，若要南人精通二種語文或三種語文，才算是符合國家利益，豈不是新加坡大學也要這麼做才符合国家利盆？（見《星洲日報》 1965年9月14日社論）後來事實也的確證明，在福建話為主的新加坡社會要把學生的英文搞得精通，實在很難；近年為了耍努力克服這個問題，新加坡政府甚至遠至英語系國家如英美澳加等國聘请四五千名洋人來教英文，可見其工作的艱巨。把那麼艱難達到的水準當作一種最低要求來衡量南大，要南大《所造就的畢业生，如果不能精通三種语文，至少也要精通二種與國家發展有關的語文。》後來跑遍全世界，還在澳洲耽了將近二十年的王教授，現在看了这样的評語，不知有何感想？也不知王教授在領導其委員會起草報告書，写下這樣的評語時，有否考虑到當時還只是單語教授的新加坡大學的情况？當時只是精通一種語言的新大豈不也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統一招生新大超前南大殿後
更加不可思議的，全世界的大學有英國制的三年制，也有美加和中國的四年制，誰好谁劣，没人能分出高下，南大採用四年制自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也有其一定的現實意義。历史的因素是因為南大創辦人有鑑於星馬的中學制度採用自中国的制度，既然中国大學制度也採用四年制。也就毫不遲疑用上四年制，這是历史因素。至於現實的意義，則會考虑到除非華文中學也改變。否則很難將大學改為三年制，否則，四年大學已被指為學術水準不夠，三年岂不更糟？更現實的，南大之所以遲遲不肯与新加坡大學那樣採用同一制度，是看到了一旦學制相同，學生來源相同，結果將會導致學生在兩大間自由選擇入學。一旦發生這種情况，南大在招收學生方面大為不利，因為兩間大學历史年代不同，新大历史較長，所設學科也較熟門（例如醫科及法律）故此很容易出現優秀的學生全部進入新大，其餘的才被南大收去。
《王赓武報告书》也在這學制方面擊中九南大的最大弱點，向政府建議要南大将四年制改為三年制，即用《普通學位》与《榮譽學位》二種，前者採用學分制，學生修滿一零八学分，则合格获得学位，後者則從前者的優秀學生中選出，讓其攻讀榮譽學位，考試合格後分三等級頒授榮誉學位。
果然在南大改制後，不久與新大採用統一招生辦法，結果出現優秀學生都讓新大獨得，南大的質素也因此而下降，以往南大學生來源自華校，由於不少家長偏愛華校，送子女進華語源流為主的華校，畢业後既然其升學機會主要對象是南大，也就不會有質素問題。如今卻每况愈下，令到政府後來終於把南大與新大合併為一，以免出現這種不正常現象，這便是今天國大成立的背景。而南大也在眾議紛紛之下，不曾被關掉，但卻改為南洋科技大學。當初南大的辦校宗旨也都完全更改，不再是为华校源流的學生提供升學機會。
事實上，星馬二地各自獨立後，政治門戶也愈來愈有別，馬來西亞的學生也不再像以往那樣輕易能報考南大，南大改制後更是如此，形勢如此改變，馬來西亞的華校學生就只好往台湾、日本、甚至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美國去升學。
是他山之石抑前車可鑑？
綜觀南大存在的廿四年历史（1956至80年），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即在南大幾個評議報告書猛烈非議南大水準有問題的頭幾年，也恰是南大最大收獲的年代，根据《王赓武報告書》改制後的南大，開始每况愈下。南大頭十年的畢業生，如果單以學術論，就以她的畢業生出国攻讀研究院所得碩上及博士學位人数之多，超越新加坡大學及馬來西亞大學。南大畢業生現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德國等先進國家的最高學府當教員者也為数不少。這種情況恰是經《王赓武報告書》改制後所不能復見的，恐怕又是王教授所始枓不及的罷？
王教授將於明年來港出任香港大學校長，香港的情况雖與新加坡不同，但港大、中大舆新大、南大也有近似之处，例如它們均存在三年制與四年制的不同，亦曾一度醞釀統一學制，只是中大一直堅持四年制，港府體察中大的辦學宗旨，才让中大自由發展：此外，港大與中大也在科系上有别，港大在法律、工程及醫科三大熱門科目上佔了上风，這也与新大与南大情况相似。在這些二地類似問題上，王教授在其《著名》的報告书中，已曾有處理這些問题的經驗，过去的經驗是喜是悲？如人飲水，冷暧自知。俗云：《经一事，长一智》。過去的經驗要看他如何善用了。王教授，這次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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