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14, 2012

李书再吹皱南大春水




● 潘星华(2012-01-08)
建国总理李光耀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
引发了新马两地读者热议,当年李光耀和陈六使在这段历史中的‘斗争’广被议论,再次成为焦点。
数名南洋大学毕业生、前行动党人李炯才,以及文化工作者韩山元接受记者访问,分享看法。

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出版后,新马两地华人社会读者,对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的议论不断。其中围绕李光耀和陈六使的“恩怨”被谈得最多。李光耀在新书中指陈六使言行不一,一面高喊捍卫中华语言和文化,另一面却把儿女送进英校。

马国华文报章的评论普遍认为,李书对陈六使的批判过于严苛,近乎鞭尸。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上月2日一篇《李光耀何必“算旧账”》的文章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直视陈六使为心中的块垒,尽管后者逝世已近40年,李光耀依然对他耿耿于怀,甚至可说怀恨在心,所以,一再利用机会指责陈六使。”
网上对李光耀观点极不认同的言论也很多。例如一篇题为《李光耀欲盖弥彰的尴尬》的评论,就支持陈六使资助南大生从政的做法,认为这和林金山资助人民行动党的竞选经费是一样的。“竞选是国民的政治权利,所以南洋大学毕业生的竞选活动是合法的政治行为。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毕业生都是合法行使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可见,李光耀的非议说是不合理的。“ 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前南洋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研究院院长郑奋兴教授回复本报的电邮谈读后感,他说:“我最遗憾的是,作者对南大创办人的人身攻击,似乎有欠公平也有失风度。”

                                       两个个性强悍者的斗争


翻看历史,李光耀和陈六使两人老早存有心结,两个个性强悍者的斗争,让不少人印象深刻。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上册)》曾说:“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对我们尤其不满。为了表示蔑视政府,他委任亲共的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南大(副)校长……他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当时(1960年1月)我们还没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把这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就在李光耀“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南大),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的时刻,陈六使开始了鼓动南大毕业生积极参加政治的行动。
据当时报章报道,1961年8月,陈六使在南大毕业同学会德明路新会所揭幕时说:“南大的校规是教职员和学生不能以任何政党色彩,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但是毕业生离校,不受南大约束,今后应积极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不要给人嘲笑华文教育人士不效忠本邦,如果你们能争取政权,将可洗去过去所受到的鄙视……
“现在的政治舞台如舞厅在选舞后,一夜即可成名。你们是经过大学苦心培养的真材实料,如投入这种政治舞台,可说易如反掌。我希望你们要参加政治,争取政权。”
1962年5月,陈六使在南大毕业同学会联谊周开幕,重申毕业生应该从政,争取政权。他说:“南大毕业生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薪金,拿了几百块钱就心满意足。见到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就应该组织政党,争取做议员当总理。要知道做总理,就像是做舞厅里的舞后,是很容易的,比当教授容易得多。”
1963年9月14日大选前,他对15名南大毕业生代表各党竞选感到欣喜;其中10名是社阵候选人,人民行动党和统一党候选人各有两名,另一人是无党派候选人。
陈六使当时对记者说:“南大的办学宗旨并不是使学生读完书后赚到一碗饭吃,而是要为国家作育英才,为社会服务。现在南大毕业生有1600名,五年后有4000名,那时候,将有更多的南大毕业生参加竞选。我吁请支持南大的公众人士像支持南大一样,支持和拥护南大毕业生候选人。”
1963年9月竞选期间,一辆又一辆的巴士把整批南大生载到市区去为社阵宣传拉票,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的会所也被用作社阵的南大毕业生候选人的竞选总部。
李光耀认为陈六使一意孤行,把南大的前途孤注一掷。他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说:“南大是新马各阶层人士共同出钱出力,辛苦建立起来的教育机构,并不是陈六使的私人财产,不应该把南大卷入政治的漩涡。”
李光耀并没有忘记“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话,他在《回忆录(上册)》说;“1963年选举后,我们决定对一批知名人士采取行动,以期收惩一儆百之效。在我们的名单里,陈六使名列榜首。我们后来吊销了他的公民权。”

李炯才:陈六使有政治野心

曾任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和埃及大使、文化部政务部长、外交部政务部长、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的李炯才近日受访时说:“李光耀对南大和华商的坏印象都是陈六使导致的,就像烙印那样,永远洗脱不了。”
李光耀在《回忆录(上册)》说:“陈六使的野心是要继承陈嘉庚。”李炯才进一步分析说:“陈嘉庚是杰出的华侨领袖,但是他一心向着中国,一心效忠中国,在新加坡他认为自己只是过客。而继承陈嘉庚出任华社领袖的陈六使则刚好相反。他有政治野心,有意参政,想做新加坡国家领导人,所以,他和人民行动党对抗,鼓动南大生做反对党,把南大生变成自己要夺取政权的工具,建立自己的势力。
“我认识他很久,那时候,我是报馆的采访主任,跟他很熟,很了解他。他要新加坡成为一个由华人控制的国家,他的想法和陈嘉庚完全不同,所以他非常支持南大生参加大选,公开说不要支持人民行动党。他出钱出力是有目的的,他这个粗人,害死南大,害了很多人。”
李炯才自己首当其冲。他说:“陈六使支持社会主义阵线来对抗人民行动党,我是第一个受害者。1963年大选,我代表人民行动党出征武吉班让选区,武吉班让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梁光南,也是武吉班让福建公会主席,原本非常支持我,却因接到陈六使的电话,叫他不要帮人民行动党,他怕起来,没有支持我,让我以200票之差,输了给王乙康的父亲、社阵的王连丁。”
李炯才说,1963年大选,社阵的群众大会人山人海,不会输给2011年大选的工人党。当时大家都看好社阵,人民行动党在武吉知马四区都输。有个朋友原借他汽车使用,看到社阵这么红,看衰他,把车收回去。那年他真的输了。

                                   各方评说关南大

南洋大学的关闭,至今仍是许多人心头的痛,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解、无奈、惋惜,可谓百感交集,百味杂陈。

南洋大学1974年经济系毕业生吴毓均:为什么要关闭南大?
对于关闭南大,现年60岁的吴毓均至今仍感到疑惑。他当年自南大毕业后,在蚬壳石油化工公司任财务会计经理26年,和英校生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他受访时说:“新加坡1965年被踢出马来西亚,前路茫茫,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小南洋大学的问题,要以关闭来解决?
“新加坡建国有很多奇迹,政府纠正偏差的工作做得很好;例如取缔霸王车,解决路边小贩问题,把污浊的新加坡河弄得清澈可鉴。南大即便先天失调,也能靠后天调养。其他都能做好,为什么南大不能做好?为何要以关闭它的下策来解决?也许背后有很多原因,我无法揣摩。中国崛起,新加坡已经没有了华文强、能够和中国周旋的人才。这让我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关南大?”

南洋大学1971年历史系荣誉班毕业生 柯木林:南大问题可好好解决

现年63岁的柯木林表示,南大的问题其实可以好好解决,有不同的结局。
他说:“我同意南大问题很复杂。它不是纯粹的华文教育问题,它牵涉到教育、政治、大环境和个人情感问题。只有长时间远距离才能看清楚南大事件。
“我认为当时如果大家能平心静气好好地谈,应该还有谈的余地。当初如果能抱着‘一切为了南大,什么都可以谈’的态度,不会搞到后来的地步。南大的领导人,一定要有曾国藩‘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大智大勇大忍的精神,才能解决问题。”

南大1971年中文系毕业生 耶亚华:受客观因素制约
耶亚华是马来人。他在德光岛世代当渔夫的父亲从小要他进华校,要他去了解为什么华人可以两手空空来到南洋,很快成为小老板或大老板的原因。进南大前,他是黄埔政府华文中学第一届毕业生。
谈到南大被关,他充满无奈。他说:“失去母校固然很难受,谁愿意看到自己的母校关门?但这是受客观因素制约,我们没有办法,我也只能接受,必须接受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李炯才:失去南大是非常可惜的事
李炯才认为新加坡失去南大,是非常可惜的事。
他说:“中国崛起后新加坡找不到双语兼通的人才,假如南大仍旧存在,该有多方便?现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太差了,程度太低了,我的女儿是特选中学学生,却看不懂《联合早报》,我问很多年轻人,都说没办法看早报,看也没有能力,不要说写了,现在程度太低了,怎么办呢?”
不过,李炯才敬佩李光耀在书中承认关闭南大是他个人决定的气魄。
他说:“李氏最难得的性格是他敢做敢当的英雄气魄。他承认干预南洋大学,将之和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他个人的主张。他在书中透露:‘杜进才和巴克坚决反对我插手,杜进才认为把南大转变为英文大学的政治代价太高,向来坚定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表示反对。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王邦文也有所顾虑。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这样做一定闹出大事,就让南大自生自灭好了。’”

文化工作者 韩山元:失去精神支柱
文化工作者韩山元不是南大生。他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很难找到一个没捐钱给南大的华人;每个华人都认为南大事和自己息息相关,因此大家都对关闭南大很有意见。
韩山元说:“南大不仅仅是一所学府,它还承负着百多年来,东南亚华人对自己民族文化深沉的感情。南大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成为千千万万华人感情的支柱,所以当南大被关闭,东南亚的华人顿失所依,他们伤透了心,精神上失去重要的支柱。
“南大一砖一瓦,可说凝聚了东南亚华人的血汗;南大的事,不单单是南大生的事,而是全部华人的事,为南大出钱出力的人是数不清的。当时马来亚每个州的华人都把南大当成自己的光荣成就。马来亚旅行团游新加坡,南大是必游之地,他们到南大的纪念碑、牌坊拍照,抚摸南大的一砖一瓦,感觉都是盛载着自己对南大的心血。”
韩山元忆述南大代校长吴德耀曾对他说:“南洋大学应该保留作为一所华文大学,或者是双语并重的大学,这样才和新加坡大学有区别。有两所大学竞争,这对国家不是坏事。为什么一个国家只能有一所大学呢?只有一所大学,会养成惟我独尊的骄傲,这不是好事。所以,有两所大学对国家才是好的。只有一所个大学,这所大学会败落,国家也会败落。”

南大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南洋大学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这句话公允吗?
南洋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研究院院长郑奋兴教授在他半年前出版的新书《郑奋兴讲南大故事》说:“南大一开始就是一所成功的大学。”他对建国总理李光耀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有关南大的篇章,开宗明义就说“南大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表示意见。
郑奋兴已经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他在回复本报的电邮说:“我们真像在唱对台戏,到底谁唱的戏才是真实的历史?坦白说,我们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看戏的观众不同,所唱的戏不可能相同,虽然我们都要尽量忠实、尽量正确。
“对李光耀来说,政治是一切;对我,教育是一切。从政治观点来看南大,的确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方设立的一所学府,因此,理论来说,它的确从开始就注定失败。但从教育观点来看南大,它是成功的。因为它是东南亚第一所‘额外’的华文大学,它‘额外’地培养了一群精英,为新加坡和东南亚带来繁荣。我的书集中谈南大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所以我只写南大成功的故事。李光耀的新书集中谈南大在政治方面的冲突,所以,只写南大不幸的故事。我想,我们两本书讲述了南大两面真实的故事,所以都有历史价值。”
郑奋兴欣赏李光耀在书中赞扬南大精神,特别是赞扬南大生在任何挑战下,都拥有强烈的求存精神。
他说:“事实上,南大学生以及所有南大创办人,南大理事先生们都拥有南大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的品质:‘永不忘本’。‘永不忘本’是中华文化‘百善孝为先’中‘孝道’的核心精神。‘永不忘本’是中华民族历代英明帝王治国兴邦的第一道德原则。‘永不忘本’所产生的凝聚力保持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的生存和繁荣。也正因为此‘永不忘本’的南大精神,南大创办人和理事先生们自始至终坚持忠于民族教育的使命,不做识时务的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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